秦時明月萬里長城儒家君子之道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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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這樣的反駁,子房也不得不承認“師兄說的固然有理”。但是,先秦儒家的思想有非常辯證的一面:所謂維護倫理秩序、社稷國家難道是絕對無條件的嗎?不是的。“民為貴、君為輕”這句話中其實已經(jīng)點明社會秩序的存在不是目的,只是手段。良殿接下來就解釋了只一點,這才是“傳世儒學”的生命力所在。
子房說:師兄所言固然有理,但是圣賢祖師還有這樣的教義: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,是播其惡于眾也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仁人,才應該處于統(tǒng)治地位。如果道德低的不仁之徒處于王位,就會讓他禍害廣大無辜的民眾。

子房這番應對,既引圣人之言,又非當今帝皇,真是大膽犀利。連二師公都禁不住看了他一眼。對于良殿來說,民為貴,君王社稷的存在是保障民眾生機的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如果君王社稷的存在不能實現(xiàn)這個目的,那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。如果想百姓安居樂業(yè),在位的君王就應該是“仁者”。否則,只會“撥其惡于眾”。而當今天子,正是不仁之人,所以他的統(tǒng)治基礎也就失去了。
子房的以上論述,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體現(xiàn)。話說,“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,是播其惡于眾也”這句其實出自《孟子·離婁上》,不是玄機所說的“圣賢祖師”孔子的教導,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BUG。當然,孔老先生在這方面也是有過論述的。他有著名的“正名”學說,說得就是名實相副。所謂“君君”,是說君的本質(zhì)是理想的君必備的,即所謂“君道”。君,若按君道而行,他才于實,于名,都是真正的君。負有“君”名的人,必須履行他自身的責任和義務。
子房的這番“謗君”之言已是公然指責始皇帝不是“仁人”,不應該在高位。但他憑什么認定這一點呢?有何論據(jù)?
聽到子房這番悖亂之詞,大師公果斷開始有氣了。
他說:權(quán),然后知輕重;度,然后知長短。子曰: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。我們小圣賢莊只專心研修學問,不涉軍國政治。甚為讀書人,不應該對自己的君王妄加評斷。敏于事而慎于言。要知道福禍無門,唯人自取。君子不怨天,不尤人。人必自侮,然后人侮之。人必定是自己先傷害了自己,然后別人才能傷害他。

這一次大師公說了一大車,我覺得就兩層意思:
其一,子房沒有足夠的資格和能力認定“秦王不仁”。“權(quán),然后知輕重;度,然后知長短”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,說的是什么東西都要經(jīng)過衡量和考慮,才能知道輕重。政治和學問畢竟是兩個領域。殺人對于百姓來說可能不是仁者的表現(xiàn),但我們似乎歷來對君王“仁”的要求與百姓有所不同。而子房作為一介書生,永遠無法處在秦皇的帝王之位上考慮問題,他又有什么資格以一己之見斷定“秦王不仁”呢?
其二,更重要的是,子房作為讀書人,不應該對君王妄加評斷。伏念師公對于小圣賢莊和讀書人的定位就是兩耳不聞窗外事,專心致志做學問。此處大師公雖然引了不少圣賢之語,但他的這種觀點似乎有些迂腐,說服力不強呀。話說,孔老夫子不在其位的時候不是也有不少論述治國之道、君王之道的文章?
更何況,此處掌門為了“逼”子房接受他的觀點,連“福禍無門、唯人自取”這種略帶威脅性的話語都說出來了(雖然他可能是出于對子房的關心),就更顯得心虛。況且此處子房根本不是怨天尤人呀。“人必自侮,然后人侮之”(《孟子·離婁上》)就是在說凡是非議不服君王的人都是“自取其辱”,這真是有點欺人太甚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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